“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這句名言是2018年6月29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xí)總書記說：“‘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加強黨的政治建設(shè)，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要站穩(wěn)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堅決反對“四風”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人民群眾對我們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滿意不滿意，不僅要看我們是怎么說的，更要看我們是怎么做的。實干方能興邦、實干方能強國、實干方能富民。”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出自宋代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下》。

　　關(guān)于朱熹，此前的內(nèi)容已經(jīng)有所介紹，茲不贅述?！端臅戮浼ⅰ肥侵祆渥罹叽硇?、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朱熹首次將《大學(xué)》《中庸》《論語》《孟子》從眾多的儒家經(jīng)典中抽出，將其并列，提出了“四書”的概念，并為之做注。《大學(xué)》《中庸》中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中的注釋集合了眾人說法，故而稱為“集注”。

　　朱熹做《四書章句集注》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使“圣賢傳經(jīng)之旨，燦然復(fù)明于世”。所謂“燦然復(fù)明”，其中的潛臺詞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圣賢傳經(jīng)之旨”，在朱熹的時代已經(jīng)沒有那么燦爛光明了。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復(fù)雜，但主要還是來自于佛、道二教，特別是佛教的沖擊與挑戰(zhàn)。對于這一點，宗皋禪師《宗門武庫》中的一個典故堪稱最好的說明。說王安石有一次與張方平聊天，王安石就問了張方平一個問題，說孔子死后百年有孟子，此后儒家就再也沒出過什么特別厲害的人了，這是怎么回事呢？張方平說有，然后就舉了一大堆和尚的名字。王安石沒聽明白，就問張方平是什么意思。張方平的回答是：“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矣。”用現(xiàn)代話語來表述，就是儒家的那些東西缺乏吸引力，所以有才能的人都跑到佛家里去了。這樣的情形，自然是讓身為儒家虔誠信徒的朱熹非常憂慮。他要以自己的努力提振儒家，使其能在社會中恢復(fù)應(yīng)有的地位，起到應(yīng)有的作用。正是這個目的和潛臺詞，也就決定了朱熹在做《四書章句集注》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經(jīng)典的選擇。朱熹選擇《大學(xué)》《論語》《孟子》《中庸》是有其考慮的，《論語》《孟子》是反映孔孟二人思想的最直接的經(jīng)典，自不必說。至于《大學(xué)》和《中庸》，朱熹認為，《大學(xué)》中“經(jīng)”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四者上下連貫傳承而為一體。二是注釋的體例和特點。朱熹采用與漢唐學(xué)者注釋截然不同的方法，由漢唐學(xué)者注重經(jīng)書原本、文字訓(xùn)詁、名物考證轉(zhuǎn)變?yōu)樽⒅仃U發(fā)義理，并加以引申與發(fā)揮，從而達到整理規(guī)范儒家思想，宣揚貫徹儒家精神，以“四書”之言，架構(gòu)其理學(xué)主張的最終目的?！端臅戮浼ⅰ吠瓿芍?，當時就受到思想界的普遍重視，特別是明清兩朝，因為指定其為科舉考試涉及到的儒家經(jīng)典的權(quán)威解釋而成為某種“金科玉律”，所以其傳播也就更為廣泛，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具體到“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它出自《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下》，是對《孟子·盡心下》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而做的解釋和說明。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孟子》中的一個非常著名的命題，翻譯過來就是老百姓最尊貴，其次是社稷，最輕的是君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只有君主才有祭祀社稷的資格，所以一般又用“社稷”來指代國家政權(quán)。江山社稷的重要性超過某一位具體君王，這道理容易懂，但老百姓居然比江山社稷還重要，這似乎與人們的日常感受不相符合。人們平時所看到的，難道不是君主高高在上，宗廟社稷巍然聳立，而百姓則是誠惶誠恐地匍匐在地嗎？既然如此，為什么孟子會這么說呢？于是朱熹就做出了解釋。他的解釋是：“社，土神。稷，谷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翻譯過來就是：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凡建立國家，就要造社稷壇來祭祀土神與谷神。但是，國家的根本是百姓，建立祭祀土神谷神的祭壇也是為了百姓。有百姓與江山社稷，君主才尊貴；沒有了老百姓，沒有了江山社稷，君主就什么也不是。正因為如此，孟子才說百姓最尊貴，社稷其次，君主最輕。

　　孟子和朱熹的話語，實際上都涉及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民本。“民本”這一觀念由來已久，其最早的出處是《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夏啟的五個兒子。我們知道，大禹死后，他的兒子夏啟繼承了部落聯(lián)盟首領(lǐng)的位置，開啟了夏王朝，從此中國就進入了“家天下”的時代。夏啟死后，繼承王位的是太康，太康無道，在外游樂時被后羿所困，夏啟的五個兒子和母親在洛水邊等他，兄弟幾個人回想起大禹的教導(dǎo)，于是唱了這首《五子之歌》。換言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淵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大禹，是大禹對后世子孫的諄諄教誨。

　　“民為邦本”的觀念一經(jīng)提出，就受到了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在客觀上反映了這樣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人是一切物質(zhì)與精神財富的源泉，沒有了人，一切就都是無本之木與無源之水；二是國家興滅、君主變易實在是司空見慣，唯有人民長在。無民則無國，無民則無君。所有這些，無不提示著百姓的重要，故自從大禹之后，“民為邦本”思想就成為后世開明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信條。它被代代繼承并不斷豐富、發(fā)展、完善，成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一個核心內(nèi)容。戰(zhàn)國時期的儒家學(xué)者，除孟子的“民貴君輕”說之外，還有荀子的“立君為民”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上天養(yǎng)育百姓，不是為了滿足君主統(tǒng)治的需要；恰恰相反，上天設(shè)立君主，是為了更好地養(yǎng)育百姓”，這就把君主與百姓的主客關(guān)系講清楚了。到了漢代，著名政論家賈誼又提出“夫民者，萬世之本也”的觀點，他說“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老百姓的地位雖然卑微到了極點，但是卻絕不可以被慢待；他們文化程度雖然不高，但是卻絕不可以被愚弄。所以自古至今，與老百姓為敵的人，或快或慢，老百姓一定會戰(zhàn)勝他。”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經(jīng)常對大臣們講“凡事皆須務(wù)本，國以人為本。”的道理，他的一段名言在中國可謂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水既能夠托起舟船，也能夠傾覆舟船。身為君王，首要的事情就是保全百姓。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yǎng)自身，就像割自己腿上的肉來滿足口腹之欲，肚子飽了，命也就沒了。”宋代理學(xué)家二程（程頤、程顥）主張“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治國理政的關(guān)鍵，就是要順應(yīng)百姓的意愿、厚待百姓的生計、安定百姓的生活。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對于天下而言，人民是第一位的，君主只能排在第二。綜上所述，民為邦本、天視民視、民貴君輕、載舟覆舟、立君為民，這些被現(xiàn)代人稱為民本主義的思想和表述延續(xù)了三千年之久，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主線之一。在漫長的歷史時光中，它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皇權(quán)的任性，緩和了階級矛盾，對大一統(tǒng)社會的形成和維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直到今天，“民本”這一思想中所體現(xiàn)出的道德光芒與治理智慧依然有著重要的借鑒與啟發(fā)意義。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fù)興。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wù)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民是我們黨執(zhí)政的最大底氣。中國從近代百年的屈辱與苦難中掙脫出來，離不開人民的支持與力量，離不開人民的信任與擔當。正是由于有這些不惜“用血肉筑起新長城”的人民，中國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走進和平安寧的新時代；正是由于有那些將青春甚至生命奉獻給科技發(fā)展的人民，新中國才能在百年內(nèi)取得如此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也就要求我們黨要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堅持從嚴治黨，我們黨才能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人民群眾才能在黨的帶領(lǐng)下為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共同努力奮斗，中國才能在新時代更快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