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是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正式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fā)展形勢總的是好的，但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zhàn)略性、顛覆性錯誤。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出自于唐代史學家吳兢所著的政論性史書《貞觀政要》。

　　吳兢（670—749年），汴州浚（xun）儀（今河南開封）人。唐朝大臣，著名史學家。他進士及第，歷仕則天、中宗、玄宗三朝，擔任過史館修撰、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等多個官職。其代表作品，就是被人們稱為“古代治國寶典”的《貞觀政要》。全書共十卷，分為四十篇，結構嚴整，條理清晰。它以《君道》《政體》開篇，事實上是全書的主旨和總綱。后面依次敘述治國的各個方面。每個專題的內容多取自唐太宗與魏徵、王珪、虞世南、房玄齡、杜如晦、褚遂良等數十位大臣討論治國方略的對話以及名臣奏疏，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書成之后，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視，不但為實際的政治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為治史者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徵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資料。

　　吳兢為什么要編這部書呢？

　　唐太宗貞觀時代，是唐朝的盛世。其后吳兢生活的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雖依然閃耀著盛世的余輝，但較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已因封建社會的痼疾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復業(yè)，則相率為盜。”有著見盛觀衰之史家傳統(tǒng)的吳兢，已于細微之處察覺到了光明后的衰退。為了使“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引而申之，觸類而長”，從而再現“貞觀巍巍之化”，達到使唐朝“可久之業(yè)益彰，可大之功尤著”的目的，吳兢便將久已“成誦在心”的貞觀時期“用賢納諫之美，垂代立教之規(guī)”加以總結和選編，從而完成了《貞觀政要》一書。

　　書成之后，即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像宋代人編纂的《圣政》《寶訓》，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貞觀政要》的啟發(fā)；金朝的熙宗皇帝說自己“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guī)法”；清代乾隆皇帝更是親自為《貞觀政要》撰序，稱貞觀盛世為“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節(jié)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從而表達了自己向往貞觀之治的心情。其他如宋祁、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等名臣則撰有論說，闡述該書的意旨。

　　具體到習近平總書記所引用的這句名言，則出自《貞觀政要》第二卷中的《直諫》篇。其具體的語境是：貞觀七年，蜀王妃子的父親楊謄“在省競婢”，也就是在皇宮追逐婢女，違反當時的法令。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留下來盤查詢問，事情拖了一段時間，沒有及時給予判決。楊謄的兒子是千牛衛(wèi)將軍，在上朝的時候就向皇帝告了一狀，說按照朝廷的規(guī)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員，只要不是反抗朝廷，都不宜扣留。就因為我們是皇親國戚，所以薛仁方就故意刁難，把我父親扣了這么長的時間。唐太宗聽了，也很生氣，說這個薛仁方，明知道楊謄是我家的親戚，還這么故意刁難，實在可惡。于是就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杖，免去所任官職。魏徵覺得唐太宗這樣做不妥，于是就向唐太宗進諫，說住在城墻洞里的狐貍、廟里的老鼠這樣的小動物，因為投鼠忌器的緣故，除掉它們都很不容易，更何況是皇親國戚了。這些人仗著自己身份特殊，驕橫自大，不守法度，如何約束他們，自古以來就是個難題。如今薛仁方敢于堅持本分，替國家維持法度，怎么能隨意地處置他，滿足外戚的私欲呢？這個口子一開，往后的事情就難辦了，到那個時候再后悔也來不及了。所謂“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對那些預料不到的事情做好準備措施，這是治理國家最常見的方法，哪里有因為洪水尚未泛濫就自己想毀掉堤岸的道理呢？唐太宗說你說得不錯，可是薛仁方什么也不說就把楊謄禁閉起來，還是太自作主張了。他的行為雖然不構成大的罪過，但是也應當稍加懲罰。于是命令打了他二十杖之后赦免了他。

　　怎么判斷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呢？先說楊謄“在省競婢”也就是在皇宮里追逐婢女。身為皇族成員，而且年齡也不小了，楊謄還這么舉止輕浮、騷擾女性，肯定是不對的。但薛仁方的處置方法也不是沒有問題。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典型的宗法等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同的人本身就享有不同的政治與法律權力。自商周以來，歷代的法律體系中都有所謂“八議”（或者叫“八辟”）的制度，規(guī)定了若干身份特殊的人是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權的。這“八議”是：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所謂“八議”制度，就是這八類人如果違法犯罪的話，是“大罪必議，小罪必赦”，享受特殊優(yōu)待，司法機關不得擅做處理。生活在法制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的今天，我們肯定認為這個制度非常荒謬，但在古代，這“八議”卻是維護等級社會的一個重要司法原則，其地位是要先于具體的法律條文之上的。不過盡管如此，唐太宗李世民對薛仁方一開始的處置方法則更為不妥，過重的懲罰，等于是向權貴發(fā)送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那就是你們身份特殊，違法犯罪的成本很低。這等于縱容了皇親國戚的囂張，極大打擊了一般官員維護法度的積極性。

　　明白了整個事件中的來龍去脈和是非曲直，再看魏徵對唐太宗的進諫，就顯出它的價值來了。魏徵將這些皇親國戚比做在城墻上打洞的狐貍和在宗廟里做窩的老鼠，這些小動物本身微不足道，但真要動手除掉它們，卻實在顧忌太多：你總不能為了抓住一只狐貍而拆掉一段城墻，為殺死一只老鼠而打壞宗廟里的神器吧？皇親國戚仗著身后的皇權背景為非作歹，執(zhí)法的官員也往往會因為顧忌太多而不得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國家的法度就在他們手中被撕開了一道又一道口子。當時唐朝初建，李世民又是英明之主，問題的嚴重性當然不會顯現出來，但長此以往，法度就會變得日益縱弛，到那個時候，再要治理就困難了。現在薛仁方替國家守法度，雖然有不經請示、擅自處理的嫌疑，但“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從國家的長治久安來考慮，對薛仁方的舉措就不應該給予嚴厲的懲罰。

　　魏徵的勸諫是針對皇親國戚容易依仗特殊的身份而橫行不法，國家應當為此早做預防而發(fā)的，但“備豫不虞，為國常道”這句飽含智慧的話語，卻有著超越具體時間、超越具體事件的更為廣泛而恒久的意義和價值。

　　“備豫不虞”的思想在中國由來已久。實際上，吳兢“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的說法，就是化用《左傳》“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的話語而來的?！蹲髠?middot;文公六年》記載，魯國正卿季文子將要出使晉國，出使前，他前去請教熟悉禮儀的學者：“如果在我出使期間，晉國發(fā)生國喪，我應該行使怎樣的禮節(jié)？”大家都感到十分困惑，議論紛紛，因為晉國的君主身體康健，季文子這樣做豈不是多此一舉？季文子看出了大家的疑慮，親自解釋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意思是說，凡事我們都要提前做好準備，這是古代賢人教導我們的道理。如果準備了，沒有發(fā)生這樣的事情，那沒有關系。但如果說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沒有準備以致措手不及，這樣就很困難了。所以現在凡事多想一步有什么危害呢？后來事情竟然真像季文子所預料的一樣，在他出使晉國期間，晉國國君晉襄公突然去世了，而季文子正因為提前有了準備，才能從容應對，不辱使命。

　　假如說季文子因為“備豫不虞”而使得魯國避免了一場外交危機，那么，吳兢所在的玄宗一朝，則是因為沒有在危機到來之前“備豫不虞”而遭受重大打擊的反面教訓。玄宗在即位之初，也是個大有為之主，大唐在玄宗的手中達到了鼎盛，所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到處是如鮮花著錦、烈焰烹油般的熱鬧，但誰知道，這樣的盛世僅僅維系了幾十年，便在安史之亂的沖擊下迅速跌進了動蕩的深淵。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唐女禍》中寫道：“開元之治，幾于家給人足，而一楊貴妃足以敗之。”以今日眼光視之，說大唐的盛世葬送于一個女人之手的“女禍論”自然是歸因謬誤，其真正的根源，乃是玄宗晚年認為大功告成因而沉溺于享樂的思想所致。他以為天下太平，以為憑大唐的國力、憑自己的功業(yè)名望已經足以震懾海內任何人的不臣之心，于是將朝政委之于李林甫、楊國忠之類的奸臣，把幾乎整個東北的防務交給了并不可靠的安祿山，自己則一頭扎進了楊玉環(huán)的軟玉溫香之中。殊不知，國家的治理是超復雜事件，各種情況層出不窮，如果不能將“備豫不虞”作為一種常態(tài)，時刻保持一種驚醒戒懼的狀態(tài)，保有對于危機的防范意識以及發(fā)現、處理危機的能力，那么當危機已經釀成的時候，往往就已經無力回天了。

　　如今，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又遠遠超過了包括大唐在內的任何歷史時期。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盡管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績，當前正處在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但也應該看到，當前的國際形勢波譎云詭，環(huán)境復雜多變；關系到國內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任務艱巨繁重，在這樣的時候，就更應當把“備豫不虞”作為國之常道，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zhàn)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仗，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zhàn)略主動戰(zhàn)。只有這樣，才能戰(zhàn)勝一切艱難險阻，朝著我們黨確立的偉大目標奮勇前進。